推动形成新媒体时代的环境共治

  2016全国环境互联网会议9月8日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在当今社会舆论格局、信息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互联网、大数据在提升环境管理水平、促进环境保护社会共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来自地方环保部门的领导、科研院所的专家、环境政务新媒体代表及环保社会组织负责人等就“如何推动形成新媒体时代的环境共治”以及“大数据时代，如何实现环境舆论引导与权威发声”主题展开了探讨。本版今日特摘登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主持人：

  中国环境报社副社长 陈廷榔

  中国传媒大学环境与健康研究所所长 杜少中

  环保领域社会共治的重点是什么？

  ■做好舆论的引导和公众的预期管理。

  主持人：要实现环境共治，前提条件是什么？

  张伯驹：实现环境共治，有3个方面必须特别重视。

  首先，要有整体的公共政策框架。之前，国家相关的环境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标准非常多，但是很多环境问题没法有效解决。有时候法出多门，不同的法律法规及规章之间存在不匹配的现象。此外，可能有一些法条非常好，但是难以落实，因为需要不同的部门共同来做。

  例如，《清洁生产促进法》这部法律有一些非常先进的条款，涉及循环资金等制度。但是为什么现在还不能真正落实？我们注意到立法主推的部门和落实的部门是不一样的。希望法律和配套条款以及地方相关政策能够变得更加紧凑，都有一个目标导向。

  这也是环保社会组织工作的重要方向。社会组织的工作成果应该落实到公共政策的制订，但是政策制订出来后并不是结束。社会组织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就是推动这些公共政策真正落实到具体的行政行为，社区以及公众的认知、接受和参与过程之中。

  第二，环境保护是利益的博弈，博弈中有非常多元的参与主体。在环境有关的决策过程中，我们认为当前公众的参与度不太高，一些利益主体的声音过大，有一些则过小。希望未来所有的相关利益主体，不仅有直接利益主体，还有非直接利益主体，都能参与进来。

  我国的风险管理体系中，风险评价机制建立得较晚。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说，建立风险评价机制更贴近群众的需求。很多志愿者都是在一线的环保行动者。将这些一线的工作经验，还有公众社区的信任，转化成环境决策博弈中多元参与的桥梁，这对社会组织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也是使命所在。不同的社会主体参与决策，才能让决策更加透明、更加公开，而且更具有理性。

  第三，环境治理和多元共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各方怎么看待环境保护的目标，怎么看待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这涉及到对环境治理和管理前瞻性的考量。每个人对环境保护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会考虑3年、5年以后的问题，一些学者可能考虑30年以后的问题。如果没有前瞻性，很多时候大家说一样的话，但做不一样的事，就达不到多元共治的目标。促进各方达成共识，这也是环保社会组织特别重要的工作方向。

  总之，要实现环境多元共治，一，要进一步加强环境立法的体系性和有效性。二，在整个环境利益博弈过程中要多元参与，而且要有效发声。三，对整个环境治理和环境管理目标的前瞻性要形成尽可能多的共识。对此，各方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对于环保社会组织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无论是资源、人力还是能力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升级。

  主持人：政府和环保部门要推动环境共治，应发挥什么作用？

  孙玉龙：新媒体时代的环境共治是一个新的话题，也是今后社会治理的方向性问题。作为政府部门，应该如何面对这种新的发展形势要求，这不仅是环保部门，也是国家各相关部门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

  政府职能转变和思想作风转变的成果决定了我们对新知识、新信息的接受能力。在转型过程当中，面对新的要求，政府转型的快与慢、节奏的吻合与不吻合，都直接作用于社会各层面。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转型中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对此要有一个足够清晰的认识。

  政府的管理转变与多元目标追求，是形成共治机制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多元职能的发挥也是现在公众所需求的。甘肃属于西部内陆地区，经济欠发达，但是对国家的贡献很突出。建国以后很多石化企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改革开放以后，这些企业的职能，包括经济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落后产能、落后经济结构的存在，必然会有落后的环保技术，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客观看待这一问题。

  大家都说新媒体时代不管经济落后不落后，大家都处在同等平台。但是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不仅面临平台的平等化，更主要的是面临转型，这是由它自身的省情和国情，以及历史赋予的地位所决定的。甘肃省近来出现了很多事例引起大家关注，如祁连山开发过度造成整个生态环境恶化，又如兰州水污染事件，这些问题直接给我们的环保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有的是客观原因导致，也有一些是主观原因导致。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做什么？首先，在法治建设上，从全省角度，围绕大气污染治理，连续颁布了地方性法规，做到国家标准与地方标准的统一。同时，在全省推进标准化建设。如甘肃省中小企业标准化建设，一共设立了五大基本内容，25项基本指标体系，121项具体内容。经过连续不断努力，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共有1300家企业被纳入环境保护标准化体系，很多大的企业转型有了空间，也给中小企业发展明确了工作标准、地方法规要求。在这一基础上，甘肃在信息建设上迈出很大步伐，不管是对国控、省控企业，还是对重点行业，除了加强执法监管外，更主要的是发挥多媒体的作用，运用很多技术、科学手段来解决共赢共治的问题。

  主持人：怎样建立一个政府、企业和社会良性发展的共治机制？

  郭晓科：我认为，环保系统在社会共治、公众参与方面在全国各部门、各行业中应该是走在前面的。

  社会共治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追求，而且是今天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社会共治、多元主体共同决策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跨越空间、时间极度缩减的平台，同时带来了很多危机。网络舆论不等于社会舆论，网意不等于民意。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发生在一些领域的重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所以要提高治理能力。

  要提高预期管理的能力。预期管理是经济学术语，现在用于政府如何面对今天的舆论环境、做好公众的预期管理方面。首先，要推动公众参与，确保公众全程参与。信息工作越透明、信息越公开，就越能够缩小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鸿沟。因为，在互联网时代，各群体之间的信息鸿沟不是减小了，而是增大了。另外，要强调舆论引导艺术。预期管理是要让公众的预期符合科学、符合现实情况、符合公众利益。所以，我们要有沟通的意识，把科学的内容用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出来。把政府的决策转化成公众喜欢听的、听得进去的语言，最好用讲故事的形式把它讲述出来。

  总体来讲，社会共治离不开特定的舆论环境。多元的社会共治在环境保护领域已经初步形成，而且有一定的制度、机制保证。现在，已经涌现出很多创新的平台，关键是要做好舆论的引导和公众的预期管理工作。

  如何利用新媒体推动环境共治？

  ■建立队伍形成矩阵，占领舆论平台。

  主持人：如何把一个置疑者、批评者甚至反对者变成同盟军，至少是与我们有共鸣？

  何万军：作为环保部门的宣传职能部门，开展环保宣传、动员引导公众参与环保是我们的职能所在。

  首先，建立平台开展环保宣传。我们目前有10个子平台，构成网络新媒体矩阵。各区也相应建起了网站、微博、微信。通过这些平台，可以把我们的声音、工作、政策措施等解读出去。只有建立了平台，才能更好地传播、监督和开展科普宣传。

  第二，借鉴中央厨房模式，强化媒体平台内容生产，特别是原创内容生产，开展全媒体传播。依托中国环境报北京记者站和北京电视台环保记者站，建立通讯员队伍，并分别对接机关24个处室以及直属单位和区环保局。同时，利用通讯员进行一线采访，再将稿件分发到不同的平台，或者由专门人员来改写，以适应工作的不同要求。

  利用多年来开展的公众参与品牌活动，如环保摄影比赛，在线上线下开展活动。今年开展了环境文化周活动，联合16家单位共同举办，把很多网友、公众聚集在一起。既在线上开展活动，也在线下引导公众实践，线上和线下实现互动。通过运用图表、视频等相关材料，充实了内容生产，扩大了宣传效应，促进了更多的公众参与。

  主持人：如何利用好新媒体，使之推动环境共治？

  张跃颖：新浪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打造多媒体平台传播。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整个社会的媒体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在于获取信息、生产信息、传播信息的渠道和手段变得多元化。以前是记者采集信息，现在在座的每一位，以及每一位有手机的网友都有生产新闻信息的能力。

  作为平台方媒体，我们一直关注政府新媒体的应用和创新。政府的新媒体工作步伐近两年加快了，环保系统的也在快速发展，在新浪微博客户端共有1000多个账号。这1000多个账号就是环保工作的矩阵。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利用新媒体和互联网媒体进行信息公开，与网民互动交流，形成更好的共治舆论环境。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面临很多挑战，在现有体制下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包括人力、物力、能力等方面。在人力有限的情况下掌握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和手段甚至是技术手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非常严峻。如何解决现在面对的问题，建议如下：

  搭建一个更好的认知平台，并且更好地利用这个平台。现在新媒体和互联网平台很多，应明确每个平台的定位是什么。微信主要在于构建一个服务与关注话题和主题的平台，在一定的圈子范围内进行传播和服务。微博更多的是信息的生产和分化传播平台，更大程度上用于占领舆论主阵地，进行传播。客户端在于更多地确定精准人群，推发相关信息。

  基于不同的平台定位，怎么样以更好的形式跟老百姓交流，推进信息公开？在交流和信息公开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关注政务新媒体的应用。政务公开在平台上有很多手段，这些手段有一些是技术上的手段，很多环境宣教工作者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培训，才能够把这些工作真正落实下去。比如H5以及视频直播，如何利用好这些手段和视频直播产品，需要共同探讨。

  环境治理需要很长时间，这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一个长期课题。公众并不是不理解，只是在认同的过程中、感受上并没有非常直观。事实上，现在国家在环境治理上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无论是制度还是法律法规方面。那么，如何把政府部门所做的工作转化成网络语言，让公众更加容易接受，更加关注这些并且自发传播，从而进行很好的舆论引导，需要媒体与政府部门共同努力。

  我们愿意通过自身的媒体经验，把一些好的内容转化成网友关注、愿意传播的点。更好地推行信息公开，与广大网友形成深度的交流和互动，最后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在环保层面上也是一样。希望各地能够更好地建立自己的队伍并且形成矩阵，共同发声，占领舆论平台，更好地跟公众交流。要利用更多的新媒体手段，结合环保主题策划，把新媒体环境下环保的社会治理工作做好。

  怎样实现环境舆论引导与权威发声？

  ■把握第一时间、第一定义和第一态度。

  主持人：在新媒体环境下怎样进行舆论引导？

  闫永：从实践上看，要做好舆论引导，在战略上应该占领3个制高点：一是议题设置的制高点，二是理论的制高点，三是道德的制高点。如果想打败对手，一定要站在更高的制高点来扭转舆论。

  从策略上来看，要把握3个第一。一是第一时间。过去经常讲黄金时间，现在没有黄金时间，只有第一时间。怎么引导和应对舆情，怎么借助热点造势，都需要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二是第一定义。事情发生之后怎么定义，而且是在第一时间定义。这个定义要能被大部分人接受，形成共识。三是第一态度。在舆情面前、在议题设置时，要把人的权利、人的生命安全、人的价值放在第一位。人本主义的定位容易引起共鸣，更容易被大部分人接受。要把人的安全、健康和生命财产放在第一位。具体对突发事件的表态上也是这样，要在第一时间表明态度。

  主持人：温州市环境宣教中心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和心得？

  刘卓谞：环境舆情事件发生后，环保部门要跟公众一起努力去解决。要及时开展行动，要通过媒体，向公众传导这样的信息：有些事情目前解决不好，但是请你们理解，并给处理者一点时间。几次舆情事件处理下来，我们逐渐得到了一些公众的理解，也得到了媒体朋友的支持。

  在引导公众方面，主要是通过网络大V，还有市民监督团，通过社会各界精英人士，通过他们发声引导公众环境意识提升。

  主持人：山东新媒体矩阵怎样形成？

  孟小红：当时我们遇到一起环境舆情事件，引起全国关注。我们先请传统媒体，请专家讲解，但是效果不佳，真正起作用的是微博等新媒体。因此，2013年5月我们开通了山东环境，通过微博与网络大V、广大网民进行客观、理性交流，最后大家达成了共识，引导了舆论。

  我们深深尝到了利用新媒体进行信息公开的好处。公众的环境需求是推动环保事业发展的动力，公众的环境参与是环保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爱国、公益、务实、理性的前提下，我们会与公众进行开放式的交流沟通。发展新媒体，利用网站、微博、微信等能对环保工作起到很多推动和促进作用。

  主持人：内蒙古环保部门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与大家共享？

  李剑： 公众参与的前提是信息公开。信息不公开，公众参与的通道就不通，就会有争吵。如果信息公开了，就会形成共识，推动环保工作。内蒙古环保厅今年批准组建了一个集团，想整合内蒙古的环保传媒，推动环境大数据、环境信息公开。组建这样一个载体必须要市场化，有合理的商业模式，培育自身的造血功能。通过这个载体，要主动、积极发声，迎合社会公众对环保部门的要求。另外，要与环保系统建立的各种考核机制相挂钩。我们正在做探索，希望取得突破。

  主持人： 请问上海交通大学禹卫华主任，新媒体思维的特点是什么？

  禹卫华：所谓新媒体思维，第一是对舆情的判断要有乘法思维。比如有人获得一个消息后把它发出去，这人有1万粉丝，粉丝再往外转发，等舆情出来时，可能就是二三分钟后，或者最多5分钟以后。所以，要有一个乘法的概念，当舆情出现时要积极应对，否则会迅速扩散。

  第二是关于矩阵。我们对很多矩阵做了数据挖掘，发现有一部分做得非常好，有一些处于维持状态，还有一些效果不好。矩阵在舆论引导中非常重要，让它良好成长需要有一个明确定位。对于矩阵的发展，要明确是选择纯资讯类的矩阵，还是资讯加服务，还是纯服务类的矩阵。

  第三是权威。政府部门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要迅速通报事实。如果这时候原因没有弄清楚，可以慎报原因。但是要先告诉大家事件发生，之后再解释原因。

  新媒体对数据的需求，以及数据对新媒体发展的支撑越来越明显。未来，从业者只有大量补充各种新思维和新技能，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以上发言根据速记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